1948年，解放军炮火席卷襄樊，战局紧张。一道来自中原野战军司令刘伯承的严令，突然传到前线：“务必活捉敌首康泽！” 数日后，康泽落网，中共最高统帅毛泽东又下达一道特别指示：“将此人送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押送。”

这样的命令，让人不免疑惑：康泽，国民党第15绥靖区司令，究竟有何特殊之处？竟然能让两位最高层领导如此重视他的生死和去向？彼时，他已不是当年那个呼风唤雨的“康公”，而是在国民党内部争斗中失势、被蒋介石边缘化的“弃子”。

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一个按理说已无足轻重的前宠臣，为何值得中共高层如此“兴师动众”？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历史恩怨，又牵扯着怎样的深层考量？一切并非表面那么简单。

要说为何非活捉康泽不可，答案首先在于他身上背负的累累血债。康泽，生于1904年，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深得蒋介石赏识。毕业后，他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回国后很快成为蒋介石的心腹。

1932年，康泽参与组建了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他是“十三太保”中的核心成员，甚至与戴笠并称“康戴二公”，足见其在特务体系中的地位和权力。

康泽尤其负责复兴社的“别动队”，这支队伍的主要任务就是深入红军苏区，进行残酷的镇压。他们在“围剿”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过程中，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毛泽东曾一语道破康泽的罪孽，直言中央苏区覆灭，一大凶手是蒋介石，而另一个就是康泽。这句话的分量之重，足以说明康泽在对红军和苏区人民的残酷迫害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因此，刘伯承下达“务必活捉”的命令，绝不是寻常的军事抓捕。这更像是一次对历史罪行的清算，对无数牺牲将士和受苦受难百姓的告慰。活捉康泽，让他接受人民的审判，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

既然康泽罪行累累，那么他被活捉，是否意味着他当时仍是国民党阵营的支柱？事实并非如此。襄樊战役中，康泽被轻易围困并俘虏，其根源在于他早已被自己的阵营所抛弃。

康泽的政治生涯转折点发生在1937年到1940年代初。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作为蒋介石的亲生儿子，他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未来的接班人。而康泽，作为蒋介石早年培养的“干儿子”，自恃劳苦功高，与蒋经国之间爆发了一场隐秘而激烈的“太子之争”。

康泽或许忠心耿耿，能力出众，但他终究低估了蒋介石“家天下”的决心。在这场权力游戏中，亲生儿子的地位是任何旁人无法撼动的。最终，康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彻底败下阵来。

争斗失败后，康泽被蒋介石以“出国考察”的名义流放，彻底失去了在国民党权力核心的影响力。这并非真正的器重，而是一次明升暗降的政治边缘化。

直到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在无人可用的困境下，才重新启用了康泽。他被任命为第15绥靖区司令官，驻守襄樊。

但此时的康泽，早已非昔日“康公”。他长期从事特务活动，缺乏实际军事指挥经验，其副手郭勋祺也难以扭转乾坤。将康泽派往襄樊，与其说是重用，不如说是将他扔到这个注定失败的战场充当炮灰。他的失败，从被任命的那一刻起，似乎就已注定。

康泽被俘，激起了前线解放军将士要求将其处决的强烈呼声，毕竟他曾犯下滔天罪行。然而，毛泽东的一纸“不杀令”，再次让康泽的命运走向变得扑朔迷离。这背后，并非是简单的宽恕，而是超越个人恩怨和历史仇恨的宏大战略布局。

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对战俘的宽大政策。他指出，不杀康泽这类国民党高级将领，是为了稳定新生政权，瓦解仍在抵抗的国民党军心。

这种处理方式，也是为了贯彻中共“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留下一个活的、经过改造的康泽，其政治价值远大于一个被处决的康泽。

毛泽东强调，给这些反革命分子一条出路，不仅能促进他们自我改造，更能向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胸怀与自信。这有助于瓦解国民党残余势力，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从而为新中国的稳定与建设服务。

康泽最终的命运，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因昔日的罪恶而成为活捉目标，因政治失势而落入我军之手，最终又因新中国的战略需要而得以存活。他个人的沉浮，戏剧性地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也折射出政治博弈的深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