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知道,一个人可以从文学巨匠变成民族的罪人?周作人,这个与鲁迅齐名的学者,“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却因在侵华战争期间成为文化汉奸,留下了永远无法洗刷的污点。他的一生既为文学开创出新天地,又深陷权力与民族大义的漩涡中,留下了备受争议的历史谜题。那么,周作人究竟是怎样从一个爱国文人堕落成汉奸的?他本可以有别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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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某一天,周作人家中发生了一件转折性的事件。在此之前,这位中国文坛的才子因保护北大的财产选择留在北平,甚至拒绝了日本人伸出的招揽之手。然而,一颗突如其来的子弹打破了这假意的平静。一个自称周作人学生的人持枪闯入他家,一声枪响后匆忙逃离。幸运的是,子弹打到他衣服扣子上,没有伤及生命。这到底是一次无差别袭击,还是一次蓄意的警告?没有人知道真相。
此后,日军频频登门骚扰,炮制出“保护他”的戏码,甚至派兵驻扎在他家门口。这一次次有意无意的威压,让周作人焦虑不安,不再能维持内心的平静。与此同时,他的妻子羽太信子不断在耳边低语,“留在北平才是保全一家老小的唯一选择。”面对威逼与恐吓,周作人在人性挣扎中终于向日军低头,开启了他作为文化汉奸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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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以为周作人本来就是日本人的走狗,那可不尽然。事实上,曾经的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主张文学的“阴柔之美”,更是以个性鲜明的小品文闻名全国。他是那个呼吁阅读国外文学、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人,也是那个站在“五四运动”学生队伍里,为爱国青年发声的教授。然而,一次日本的探亲之旅,改变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
1934年,周作人和妻子回了一趟日本。他在这片土地上感受到了日本文化的强大韧性,也重新审视了所谓的“日本精神”。从那时开始,他对日本的好感日益增加。在之后的几年内,他从批评日本对华侵略,逐步转向为日军辩护,甚至宣传日本武士道精神。这种转变缓慢而难以察觉,但当二战蔓延到中国时,他的立场已经变得鲜明起来。
这一转折让原本崇拜他的学生和同事大失所望。一位老北大的教授私下感叹:“一个顶天立地的文人,竟愿意弃天下大义而去换一隅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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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周作人任职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开始了一项“文化建设计划”。表面上,这份工作似乎是无害的,是建设教育体系,但暗地里却被用来为日军侵略提供文化思想支持。很多人发现,周作人在日伪官方刊物上发表文章,呼吁中日“协和”。他组织文学活动,意图用文化软化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虽然当时他并未直接参与暴行,但文字的力量难以忽视。周作人的“文化协和”主张,被视为日军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即便如此,他却依旧活在一层虚假的保护壳里,认为自己并未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有人为他辩护:“他只是为了保护家人,不得已而为之。”但这种借口,显然无法让那些失去亲人,同胞被屠杀的普通百姓买账。整个北平民众的唾骂已经无法停下,街头巷尾流传着他作为“文化汉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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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命运有时候会以一种嘲讽的方式降临。在抗战胜利的那一刻,曾经为日本组织“文化座谈”的周作人,成了第一批被捕的伪政府官员。人们高呼着“审判汉奸”,中外媒体争相报道他的汉奸罪行。有趣的是,周作人竟努力为自己寻找开脱之词,声称自己当年“无奈屈服”、“并未真心接纳日本人”。
就在所有人以为他可能会被判处死刑时,蒋梦麟这样一位曾受其教诲的北大校长,竟站出来为他求情了!蒋梦麟向法院作证,称周作人当初用尽方法保护了北大珍贵的图书与财产。此后,法院宣布将其刑期减至十年。那一年的周作人,从满是谴责的高峰重重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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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被减刑的周作人最终“得以保命”,就此沉寂于历史吗?不,命运远未放过他。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决定写信向毛主席“表忠心”。这封长达六千字的信,前半部分是对共产党政府与毛主席的歌功颂德,后半部分夹杂着他对自己的百般辩解。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毛主席对这封信的回应几乎就是一句话:“既然是文化汉奸,就养起来吧。”一句轻描淡写,把周作人的角色放置在普通文人的边缘。
之后的周作人,靠翻译希腊文等冷门书籍,赚取微薄的稿费,避免再被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如果说抗战初期的他是雄心勃勃的文化战士,晚年的他则是一个夹缝中求生的孤独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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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周作人是汉奸毫无疑问,说他还是个才子也同样无法否认。但问题在于,一个文人是否可以因为才华,而完全洗白自己的历史过错?如果仅仅解释成人性中的软弱与顾家,他扮演的伪文人角色是否真能被原谅?
有人颇具“同情之心”地说,周作人一生也不过是个“惧怕偿命”的普通人,他既没有杀戮民众,也没有直接指挥过侵略活动。而毛主席对他的宽容安排,不也正是承认了吗?但我们要问,那些为抗击侵略而死的无名英雄,又是否有机会被用温和的眼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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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才能是周作人的免死金牌,那些没有文化“资本”的平凡民族英雄又凭什么被人忘记?你赞成“用才华折抵罪责”的逻辑吗?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出发,你是否愿意原谅周作人?欢迎留言,畅谈你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