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年7月3号在湖南长沙出生，老家是江西修水，来自一个大有来头的家庭。他的爷爷陈宝箴是晚清时候支持变法的大官，做过湖南巡抚，大力搞过新政策；他爸陈三立呢，是清末“同光体”诗派的老大，写诗写得又清新又有力度。陈寅恪从小就在书卷气十足的家庭环境里长大，受的教育可严了，经史啥的都背得滚瓜烂熟，记性特别好。

1900年，爷爷离世后，家里变得不景气，陈三立就带着全家搬到了南京，并且开了个叫思益学堂的学校。在那里，陈寅恪跟着很有学问的王伯沆老师学中国古代文化，同时还读了不少英文书，学问的眼界一下子就变宽了。

1902年，只有12岁的陈寅恪跟着哥哥陈衡恪去了日本上学，先上了早稻田大学，后来又转学到了东京帝国大学。他非常努力地学日文，还读了很多中国古代的书和西洋的历史书，给自己的学问打下了好基础。到了1910年，他又跑到德国柏林大学，拜了汉学家奥托·冯·弗兰克为师，专门研究东方语言和历史，还学了梵文、突厥文这些古老的文字，学问越做越精。

1918年，他去了美国的哈佛大学，跟着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印度学和梵文，收获了好多语言知识。到了1921年，他又跑到法国巴黎大学，钻研中古史和佛教史。他特别厉害，会二十多种语言，像蒙古文、满文、波斯文这些都不在话下，学问之大让周围的人都惊叹不已。

1925年，陈寅恪接到清华大学国学院头头吴宓的邀请，回到国内当上了教授，和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一起被人们叫做“四大名师”。在清华，他给学生们讲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历史，讲的东西都是新鲜独到的，从不跟着别人老话重提，因此吸引了好多学生和别的学院的教授来听课。

他身材苗条，穿着简单，上课时爱引用经典，条理清晰，笔记写得满满当当，都能看出他多年游学的功底。他的学问让学者刘文典非常佩服，刘先生还当众夸奖说：“陈老师连突厥语都那么厉害，绝对是教授里的佼佼者！”

1928年，他和唐筼成了家，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宝贝孙女，性格温柔又贤惠。他们的婚礼办得很简单，就在家里摆了几桌酒席，请了亲戚朋友来热闹一下。

抗战一开始，陈寅恪就跟着清华大学搬到了南方，进了西南联大。在昆明，他继续给学生们上课，虽然教室不咋样，但每次都挤得满满当当。学生们拿着快散架的本子，生怕漏掉他说的每个字。他骑着辆自行车在昆明到处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对做学问这事儿，他从来都没放松过。

1946年，他回到了清华园，继续当老师。家里书架上摆满了古籍，书桌上堆满了笔记。他一辈子过得简单清苦，老婆唐筼辛苦管家，家里经常没啥余粮。但他一门心思扑在学问上，笔头工作从没停过。他写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考据得很细致，把乾嘉考据学的精华都展现出来了，因此被叫做“现代四大史学家”之一，跟钱穆、陈垣、吕思勉齐名。

陈寅恪做学问很灵活，能把中国和西方的知识融合起来。他在《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上说，中国学术得自己站稳脚跟，别一味地跟着西方走或者死守着老一套。他上课时特别爱分析历史资料，讲得又广又深，学生们听完课，笔记本上都记满了新学到的知识。他不在乎名和利，任何党派都不参加，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

他的三个闺女，陈流求、陈小彭和陈美延，一个学医，一个搞园艺，还有一个研究化学，都接过了老爸的学术接力棒。特别是陈美延，她特别能干，把老爸的好多文稿都整理得井井有条，给以后想研究陈寅恪的人留下了宝贝资料。

陈寅恪一辈子都记着三句话，这三句话就是他坚持学术要自由、要有独立精神的表现。

1929年，好朋友王国维跳了湖，这事让陈寅恪特别伤心。他写了篇《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来纪念，里面说了句很重要的话：“要有独立的胆子，自由的脑子。”这话不光是为了怀念王国维，也成了陈寅恪一辈子的坚持。他觉得，做学问要是没了自由，就像人没了魂儿，啥都能不要，也得保住思想的干净。

他在课上一直跟大家说，做学问的人得有自己的看法，不能啥都听别人的，也不能被外界压力带着走。他的弟子像周一良、季羡林这些人，都被他影响得很深，一门心思追求学术的真实意义。

在清华国学院的教室里，陈寅恪讲课时特别有自己的一套。他讲隋唐、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从来不看课本，讲的都是自己研究好多年的心得。他特别厉害，梵文、突厥文这些难懂的语言都懂，讲课时用很多原始资料，分析得特别透彻，学生们都听得心服口服。

他的课特别火，不光本院学生抢着上，连外院的教授都慕名来听课，教室里挤得满满当当。他讲课时从不老生常谈，而是深挖史料，仔细考证，学生们都把他的课堂笔记当成了宝贝。他这种以史料为基础，追求思想自由的教书方式，鼓舞了好多学者。

1953年，国家在历史方面有了新动作，打算在中国科学院建三个研究历史的所，分别负责研究先秦时候的历史、从秦汉到明清的历史，还有近代的历史。他们想让陈寅恪当第二所的所长，因为他在历史学上特别有名。为了请他出山，中国科学院专门派了陈寅恪的学生汪篯跑到广州去，还带着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诚意满满地邀请他到北方来担任这个职务。

那时候，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当老师，日子过得挺清苦，但心里头只有学术。汪篯找上门来探望老师，两人一碰面，聊着聊着气氛就变得严肃起来。陈寅恪跟汪篯说了他愿意来工作的两个要求：一个是，得让他搞的中古史研究所自由自在，不受马列主义那一套和政治的影响；再一个，得让上头的大领导写个保证书，确保他们做学问能随心所欲。他着重讲了，做学问要是先定个框子，那就没意思了；他教的学生，得有自己的主意，不然就不算是他的门生。

汪篯好言相劝，但没能说服对方，两人最后闹得不太愉快。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给出了明确答复，话里话外都强调着学术的干净纯粹。他谢绝了邀请，提议让史学家陈垣来担纲此任，自己则还是留在中山大学教书。

这件事情在学术界掀起了波澜，但因为当时的环境，没有被很多人知道，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大家所了解。他的决定，表现出了对学术自由的坚持，也显示了他宁愿孤单也不让步的性格。他的学生汪篯虽然没能改变老师的想法，但他把这件事记了下来，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陈寅恪说的第三点，其实就是他对做学问的真实看法。他跟来访的朋友说过，做学术可不是为了当大官或者赚大钱，它更像是一场寻找真理的冒险。他虽然一辈子过得不富裕，家里也没啥值钱的东西，但他的书桌上总是堆满了古书和笔记。

他在广州的家里专心写了十年《柳如是别传》，费了好大劲研究柳如是的生平和诗歌，把明清时候的文化情景都描绘了出来。这本书不仅是他学问上的大作，还藏着他对自由的渴望。他不要高官厚禄，情愿过简单日子，就为了给学生们教知识，让后人受益。他的课堂，就像是思想的大宝库，学生们在里面学习成长，继续发扬他的做学问的态度。

陈寅恪的三言两语，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他的学术研究，同时也让他在动荡的时代里经历了不少磨难。到了1950年，他在广州安了家，住在中山大学的东南角，日子过得简单朴素，家里的古籍都积了一层灰。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讲两晋南北朝、唐朝的历史，学生们拿着笔记本，听得特别专心。不过，他的眼睛越来越不好，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写字的时候得把脸贴在纸上，幸好有他夫人唐筼在家里料理事务，细心照顾他。

1954年的时候，国家政府让汪篯又一次去了南方，想请他到北京来当历史研究所的头儿，但他又一次拒绝了，并提议让陈垣来干。后来，他成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委员，还是一门心思扑在学问上，不停地写文章、搞研究。

1955年，他动手写起了《论再生缘》，费了好大劲去研究清朝的文学作品。到了1958年，学术界开始批评那些只看重古代、轻视现代的风气，他也受到了影响，不再教书，转而全心写书。他的《柳如是别传》一点点地写成了，书桌上堆满了手稿，字写得整整齐齐，这跟他平时做事认真的态度一模一样。

1962年的时候，他洗澡时不小心滑了一跤，结果右腿大腿骨头断了，走路不方便，得靠拐杖才行。中央的领导们好几次来看望他，还关心他的生活和书籍出版情况。他却感慨说：“我这人快不行了，可书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出版呢。”他的妻子唐筼和女儿陈美延帮他整理文稿，给后人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学术宝贝。

1966年，他的日子不好过，家里的书被拿走了，写的东西也弄得到处都是。尽管他身体很差，眼睛几乎看不见，但还是坚持让家里人帮他记下自己讲的学术内容。他的女儿们，一个在成都当医生叫陈流求，一个搬到了香港叫陈小彭，还有一个在中山大学教书叫陈美延，她们都以爸爸为榜样，勤奋学习，努力工作。

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到了1969年10月7日，他在广州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79岁。在快走的时候，他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家里除了一箱书和手稿，再没剩下什么。他的墓碑很简单但很严肃，上面刻着“追求独立精神，拥有自由思想”。

陈寅恪的离世，让学术界深感痛惜。他留下的书籍一直传到了现在，《隋唐制度是怎么来的》和《柳如是的故事》都成了研究历史的重要作品。他曾说过的三句话，鼓舞了很多很多的学者，告诉大家：做学问最重要的是要有自由和独立的精神。

他的弟子们，像周一良、季羡林和王永兴这些人，都接过了他的学术衣钵，在自己的专业里大放异彩。他闺女陈美延整理的笔记，给研究“陈学”的人搭了个好台子。从20世纪80年代起，“陈学”越来越火，学者们都开始深挖他的学问和人生道路。

他的执着，就像乱世里的一股清泉，养育了后来的人，但也让他一个人走到了最后。他对学界的婉拒让人震惊，可没能挡住时代的脚步。在他的书桌上，总放着一本翻开的古书，墨水的味道久久不散。

他说的那三句话，过了大半个世纪，还一直在学者们耳边回响。

#夏季图文激励计划#

#夏季图文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