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巴黎街头的阿拉伯茶馆与西宁水井巷的牛肉面馆，背后的故事差了千年

我在巴黎北郊圣但尼走过一条街，两边尽是卖薄荷茶和烤肉卷的小店。那天正下着小雨，几个阿尔及利亚裔青年靠在门口抽烟，不说法语，只用阿拉伯语吆喝。出租车司机跟我抱怨，说这里晚上最好别来，“警察都懒得管”。他祖父当年是从布列塔尼搬到巴黎打工的，一辈子没进过清真寺，但对这些“新邻居”始终隔着一道墙。

这种隔阂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六十年代法国经济缺人手，从突尼斯、摩洛哥招了大批劳工来修路、造房子，本想着干完活就回去，可人来了就不走，家属也接过来。住久了，他们自己开商店、办学校，用自己的规矩生活——结果就是两个世界平行存在。我后来查到一个细节：1975年的马赛港区，有个叫“蓝门咖啡”的地方，是摩洛哥移民聚会点，当地白人工会曾经上书市政府要求关掉，说那里传递的是“异教文化”，这事还登上《费加罗报》。

美国情况又有点不同。我认识一个底特律来的工程师，他祖父1920年代从黎巴嫩去了密歇根，在福特汽车厂干了一辈子。他说他们家算是混得不错，因为早期中东移民多半信奉基督教，容易被接受。但1965年移民法改革后，大量穆斯林技术人才进入美国，比如医生、教授，这让整体形象好一些。不过9/11之后，他母亲戴头巾坐飞机，总要被单独带去检查。这种心里的刺，即便收入高，也拔不掉。

再看中国，我小时候第一次吃羊肉泡馍是在兰州火车站外，那碗汤里飘着香菜末和胡椒粉，是回族老张做的。他穿着白色小帽，一边切肉一边跟我爸聊起他爷爷，说是清末时沿黄河贩皮毛到河南，还娶了个汉族媳妇。“我们这儿的人啊，”老张笑，“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其实伊斯兰传入中国，比欧洲早得多，而且方式温和。唐永徽二年（651），据《旧唐书》记载，大食国使者率队抵长安献狮子、羚羊，并带来了宗教经典。当时广州还有专供波斯商人的宿舍区——蕃坊，那些人慢慢定居下来，与本地通婚。我在宁夏海原县见过一座明代清真寺，它屋顶飞檐翘角，看起来更像祠堂，据说这是为了让乡亲们觉得亲切，不至于排斥。

元朝时期，中亚来的色目人很多，他们当官做生意，还把拌面的吃法带进内地。《元史·食货志》里提到一种叫“索伦麻失”的面，就是今天新疆拌面的前身。而到了明代，《回回馆杂录》记载，北京城南礼拜寺旁常有人摆摊卖糖饼，小孩放学爱去买，这些场景放今天依然熟悉。

中国历史上也不是完全风平浪静，比如清乾隆年间陕甘地区发生过几次冲突，但更多时候，各民族是在市场里讨价还价，在庙会上一起看戏。在西安洒金桥，你能看到汉族老太太排队买牛羊杂碎汤，而旁边卖酸梅汤的小伙却姓马。这种日常交织，让彼此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外来的标签。

欧美的问题卡在文化认同感难建立。一位德国社会学教授曾分析：“客工模式”让土耳其裔长期停留在低技能岗位，又不给公民权，于是第二代既不像土耳其人，也融不进德国社会。这种身份悬空，很容易滋生愤懑。而法国共和主义强调世俗化，把宗教符号挡在公共空间之外，更加剧穆斯林群体的不满情绪。有意思的是，比利时安特卫普市政厅档案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地政府试图资助阿拉伯语夜校帮助融入，却因预算削减不了了之，如今那片区成了全欧最集中的摩洛哥社区之一。

反观中国，同化往往通过语言和习俗自然完成。《归德府志》记载，当地回族春节贴春联，用的是吉祥话而非经文；而且不少家庭保留冬至吃饺子的习惯，只是不包猪肉馅罢了。在教育上，新疆喀什的一所小学同时开设普通课程与古兰经诵读课，小孩上午学数学下午背经文，这样长大的孩子既能考大学，也懂自家传统，没有壁垒感。

务实，是贯穿其中的关键词。从宋代泉州港口碑刻可见，当地官员允许外国商人在城内建礼拜堂，但必须按市政规定缴税修路——大家讲条件，不谈意识形态。所以穆斯林群体很快参与地方事务，比如担任牙行（类似商业仲裁）的角色，为贸易双方作证。这份参与感，让他们天然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地方，而非寄居者。

如今“一带一路”倡议下，不少甘肃临夏的小企业主跑去哈萨克斯坦开餐馆，他们既讲普通话也讲维吾尔语，还能用蹩脚俄语招呼客人。有个朋友调侃：“咱这同化力，都输出海外去了。”

去年秋天，我又路过西宁水井巷夜市，一个维吾尔小伙正给顾客烤羊肝串，他身后挂着红灯笼，对面摊位则是一对汉族夫妻卖炸洋芋片。油烟味混合在人声鼎沸里，没有谁觉得谁格格不入。我想起圣但尼那个阴雨天，如果换成这样的热闹气氛，会不会连出租车司机都愿意停下来喝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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