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力（李讷）在中央文革小组

1966年8月18日李讷陪同父亲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肖力（李讷）在中央文革小组

一. 江青不让肖力坐办公室

肖力（李讷）是1966年7月初来钓鱼台的，那时中央文革办公室刚刚成立，江青让穆欣给肖力在办公室安排工作。穆欣同我商量，我们觉得当时文电组杂事太多，收发文件，接电话，跑腿，这些工作对肖力不太合适。恰恰在此时给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信件增多，办事组的人忙不过来，另外这个工作是坐办公室看信，不必东跑西颠地干杂事，对肖力这样女同志比较合适。这样，就决定让肖力办信，主要办陈伯达的信。肖力是办公室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女性，她办信的时间不长。

有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十七楼放映室看电影。电影开演前，小组成员陆续到场，江青看见穆欣后，马上阴阳怪气地说：穆欣同志呀！你怎么叫肖力天天坐在办公室办信呀？这孩子本来胆子就小，你不让她出去见见世面，怎么锻炼她呀？为什么不让她出去闯闯！穆欣回答说：办公室现在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给肖力，我们暂时先让她办信，她可以随时出去活动，没有固定她的工作。说这番话时，小组成员和肖力都在场。此后，肖力作为办公室的特殊工作人员时来时走，来去自由。那时正是“文革”初期，各高等学校的红卫兵正在"造反"，肖力主要出入于北京各个高等学校，她的活动当然不需要向穆欣汇报。

李讷少年时与姐李敏

二. 寻找肖力是为毛主席服务

肖力提出办理信件不久后，办公室对其行踪的掌控变得愈发困难，她出入极少向办公室通报。办公室亦不便主动询问她的动向，因此，当她家中有事需要联系她时，往往难以寻找到她，因为她行踪不定。某日傍晚六点钟左右，戚本禹将我召唤至其处，告知我毛主席欲见肖力，并要求她当晚返回中南海。目前尚不清楚她身在何方，她晚上未必会回到中南海。若她不归，毛主席定会焦虑。你可知，毛主席尤为疼爱这位小女儿。戚本禹嘱我迅速行动，设法将她找回。我表示，对她行踪一无所知。戚本禹强调，正是由于困难重重，才让我设法解决。他建议我前往各高校红卫兵总部和造反派活动场所，千方百计地搜寻她的踪迹。

戚本禹察觉到我表情沉重，便严肃提醒：别轻视这等琐事，这类代劳之事，即便有人愿意，我也难以放心。这可是直接服务于毛主席的工作。想毛主席日理万机，今晚本想轻松一下，与爱女共度时光，若不能如愿，岂不令人扫兴？我看你为人忠诚老实，这才将此重任托付于你。此事必须保密，切勿泄露给他人，只需你一人独力完成。我深信戚本禹所言不虚。于是，我着手通过电话查询肖力的可能行踪，主要集中在高校，尽管拨打了数通电话，却始终未能找到肖力的下落。

最后，我想，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派，前一段到地质部绝食静坐，要求和何长功谈判，静坐数日没有结果，不妨去那里看看。于是我要车直奔地质部，去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头头朱成昭。我所以想去找朱成昭，是此前肖力曾同我说起地质学院学生绝食斗争，学生那种执着劲挺可怜的，没人理，肖力有可能又去地质部。

那日，我首度披上了军装，原是总政治部分发了数套军服予中央文革的同事，红领章悉数被置放于衣兜之中。心急火燎地穿上军装后，竟忘了别上领章。此一疏忽，竟引来了令我倍感尴尬的麻烦。

我去地质部找朱成昭，当然是保密的，此时，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由在院子静坐绝食，转为冲进了地质部办公大楼占领了一层楼。而地质部还没瘫痪，地质部的原领导还在坚持工作，传达室和收发室仍然在正常工作，但地质部和学生对立气氛很浓，我以解放军报记者的身份进地质部大楼时，传达室并没阻止我。在地质部大楼一楼，由一位学生引导穿过了几个房间，左拐右拐找到了朱成昭。其他办公室都住满了学生，朱成昭住个小房间。

这是我第一次同朱成昭见面，我要单独同他谈，他叫几个同他商量事的人出去后，我向他亮明了真实身份。我们寒暄了几句后，我问他肖力是否来过？朱成昭对我说，肖力同他谈了一下午，晚饭前走了。我问朱成昭肖力去哪儿了？他说，回家了，可能回中南海了。我找到朱成昭距肖力离开地质部不过一两个小时。虽然有了肖力行踪的线索，但她是否真的回中南海还难以肯定，我必须继续追踪找。我在朱成昭那里坐不到十分钟便向他告辞，从大楼出来，刚要出地质部的大门，麻烦来了。

中学时期的李讷，穿戴十分朴素

在大门口，我被一位身穿半旧毛料中山装高个、微胖约五十多岁的老头拦住了。这位看似地质部的一个负责干部，对我毫不客气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解放军报的记者。"记者证拿出来！"我说："忘记带了，""你没有证件，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你到底来干什么？"我说，"找个人"。他问："找谁？"我说：“没有必要告诉你！”他说："我们是国家机关，你进来找人为什么不登记填会客单？我说：“我就停一会儿，你们也没有拦我。”

老头说，"我早就注意你了，你的行踪可疑。你看你穿的军装为什么没有领章，有帽徽，没领章，谁知道你是真是假解放军报记者？门口停的小车是你坐的吧？"我说"是"，他说，"你解放军的车怎么不是军车牌？"我说，"解放军也可以乘地方的车呀！"老头强硬地说："你不能走，必须说清楚。"我告诉他我有急事。他说："不能证明你的身份，我不放你走！"我说："我到传达室打个电话同单位联系一下可以吧！"他同意了。

我给办公室打了电话说，叫中央文革办公室开个证明我是解放军报记者的信，我现在被扣了。我不会告诉他我是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因为他知道中央文革是支持地质学院东方红冲击大楼的。僵持了十多分钟，办公室还没来人，从钓鱼台到地质部没有多远的路。我着急便叫随我去的司机回钓鱼台，催办公室快拿证明信来。司机走后，又过了大约半小时，办公室的胡光明拿着信来接我。胡光明也穿了一身崭新军装，他把信先给我看了一眼，信中说：王广宇同志是解放军报的记者，他有要事去地质部。见信后，请放行。证明信署名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并盖上刚刚启用的图章，老头看过信后，未再刁难，便让我走了。在地质部我被扣了约一个多小时。

回钓鱼台后，我见了戚本禹告诉他，朱成昭说肖力今晚可能回中南海，戚本禹说：“知道了，我们已经给她家打了电话说已经回去了。”然后我说："我在地质部被扣了一两个小时。"戚说："你怕什么？最好他把你送到公安局去，那就好办了。”

过了不久，一天中午，江青心血来潮要见肖力，戚本禹又派我去想办法找。肖力的行踪虽然难以掌握，但她同我们共过一段事，大致可以猜测出大的方向。我了解肖力最近主要是同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有接触。于是我就同司机贾德祥一起开车直奔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办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各大殿。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到处都是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无论是大树下，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周围以及林荫小道，都是三个一伙、两个一串的红卫兵交谈。偌大的公园这么多红卫兵一团一伙的，怎么找法？我同贾德祥商量，我俩分头从西门出发，贾德祥从西转南向，我从西转北向东，我用了十多分钟，转到东边，毫无所获，没发现伊人的身影。我只好回西门停放汽车处等候贾德样。

等了一会儿，我蓦然一转头，却发现贾德祥和肖力一起走了过来。我对肖力说：“你母亲有事叫你回去。"肖力不太高兴，但也没说什么。我们乘车进钓鱼台东门时，肖力坐在副驾驶位子上，自言自语不满地说：“干吗！我走到哪里，你们就追到哪里！"我解释说："是你母亲找你有事！"停了一会儿肖力回过头来又说：“老王！这事不怪你！”

1961年元旦摄于深圳罗湖桥头。左起：李讷、林立衡（林彪之女）、聂力（聂荣臻之女）、陶斯亮（陶铸之女）

三. 肖力表现出众，按时转为正式党员

谈及肖力，我愿再述几桩往事。1966年7月初，随着农村“四清”工作的落幕，她自田间地头来到了钓鱼台。自1965年自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肖力便投身于中央组织部的“四清”工作团，于农村开展了一年的“四清”活动，随后归队。她亦入驻钓鱼台十一楼，与我们的办公室同仁同吃同住。那时，我尚不知她身份，只见她身着村姑装束，短发，一袭旧蓝布衣衫，脚蹬解放鞋，满身风尘。次日晚餐后，我向办公室调查组的何天齐询问，那位与我们共餐的女子。姑娘何天齐惊讶地问道：“你难道不认识她？”我回答：

“不认识。”随后，何天齐透露，她原来是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现更名为肖力。

入住十一楼未久，我所在的办公室便迁至十六楼。肖力同志被分配至办公室的文电组，穆欣同志托我协助她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因此将她引荐给我。我安排肖力同志首先处理陈伯达先生的信件，并向她详细解释了处理信件的具体流程和注意事项。我一次性交付她三四十封信件，她竟在短短两三天内，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从她填写的每封信件的来信摘要及处理意见中，可以看出她认真阅读、精心摘要，能够准确抓住每封信件的核心内容，文笔流畅，字迹工整且美观。在文电组的同事们中，她的工作质量位居前列。她十分谦虚，起初，她还能保持专注。

因工作之故，我与她的交往日渐频繁。在处理接见访客或外出调研的公务时，我们常常一同前往。通常情况下，我们办公室在听取上访者意见时，会派遣车辆前往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厅联合接待室（该接待室位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大楼内）。然而，在两次与她一同前往联合接待室时，她却主动提议乘坐电车，此举需自费且无法报销。此外，有一次前往北京财金学院，亦是搭乘公交车出行。

她的生活颇为简朴，记得有一次在联合接待室接待访客，交谈至午后一点多，回钓鱼台时已经错过了饭点。于是，我们便在联合接待室食堂用餐。即便那时已过饭时，我们向炊事员说明了情况，于是各自购买了两只馒头，尽管只剩下了一些剩菜。我点了一份两角的菜肴，而肖力则只挑选了一角钱的。她的着装同样朴素，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的那段日子里，她始终穿着普通的蓝布衣衫和圆口布鞋，偶尔才会换上双皮鞋。夏日里，她身着黑色的裙子，她曾告诉我，那裙子是她母亲旧衣改制而成。总的来说，在我与肖力共事的期间，我并未察觉到她身上那种高干子女常有的傲慢与娇纵。

1966年7月的尾声，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党支部正式成立。当时，该支部成员仅二十余人，均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支部成立后，首要议程便是探讨肖力的预备党员转正事宜。依照中央当时发布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党员发展及预备党员转正的通知，支部原本无权进行此类讨论。然而，鉴于肖力在中央文革办公室独身为预备党员，且其预备期已满，加之工作需求，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慎重考虑，最终决定破例讨论她的转正问题。

七月末的一个夜晚，支部大会如期召开，议题聚焦于肖力的转正事宜。与会者包括部分小组成员以及办公室的全体党员，其中我记起了有关锋、戚本禹、穆欣、尹达等人的身影。大会由组织委员王广宇同志主持，支部书记范恭俭同志宣读了中组部“四清”工作团党组织对肖力同志在农村“四清”工作中的表现评价，并提出了肖力同志在预备期间表现优异，符合正式党员条件的书面意见。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与会同志一致同意肖力同志转为正式党员。在全体党员的举手表决中，这一决定获得了全票通过。会议结束后，我们将支部大会关于同意肖力同志转为正式党员的决议上报至中央办公厅党委审批。

四. 办公室看法

在肖力初入办公室之际，与我交流颇多，她亦不时分享她对这份工作的见解。犹记得，她目睹一批新同事陆续加入，他们齐聚十六楼，共同办公与居住，对此场面颇感杂乱。

那日，她向我询问办公室内年轻同事的来源及其背景。我向她解释，这些同志均自中直机关调入，他们主要来自中央办公厅、中央联络部、中央调查部、红旗杂志社以及马列主义研究院等核心机构。我们对于调入人员的条件有严格规定：他们必须政治立场坚定，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在历次政治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初期展现出良好的表现。此外，我们特别重视其政治历史与社会关系的清白。在这批工作人员中，仅有少数几位是十七级以上的干部，而绝大多数则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才。所有人员都经过各自原单位的严格筛选，而十七级以上的干部还需经过我们“文革”小组的额外审查。至于从部队调入的同志，则需通过总政治部干部的审查程序。

肖力曾向我诉说：

“众多年轻的大学生，未经实际工作的磨砺，便被任命为办公室的干部，尤其是在钓鱼台这样的优越环境中，这对于他们的锻炼与成长极为不利。他们在政治上未曾经历过风雨的考验，一旦加入中央文革，便置身于‘红色保险箱’之中，自然而然地被贴上了左派的标签，这往往使他们容易陷入自满。对于肖力的这番言论，我作为工作人员和同事，只能姑且听听，改变这一现状，应由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层来做出决策。我没有将肖力的意见上报。”

1966年10月1日，李讷与周恩来总理一同伫立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

五、中央文革运动的首张重要大字报及其引发的轩然大波

经过一段时日，中央文革办公室外的墙上悄然出现了一张以十六开白纸书写的小字报，其作者正是肖力。此小字报迅速吸引了中央文革全体成员的广泛关注与重视。字数虽简，却言辞犀利，直指“文革”小组办公室之弊。我尚能忆及其主要内容：自办公室成立以来，工作始终未能步入正轨，缺乏章法，尽管工作人员勤勉劳作，却终日忙碌而不得要领，深陷事务主义泥潭，而领导层却鲜少过问。年轻工作人员身处钓鱼台这等优渥环境中，宛如置身“红色保险箱”，这对他们的成长与锻炼实属不利。办公室工作亟需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方能完成党所赋予的重任。此举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两位负责办公室的小组成员在小字报旁留下了“接受批评，努力改进”等表态，却并未署名。

这份简短的小字报一经张贴于钓鱼台十六楼，便引发了部分员工的共鸣，其中不乏几位应届毕业生和司机，他们的行动尤为踊跃。他们不仅将小字报放大，还将其张贴在了小组会议必经的值班室及小会议室外的墙壁上。内容主旨不外乎是对肖力号召的响应，对办公室工作缺乏条理、员工陷入事务主义、忽视政治、沉溺于享乐等现象的批判。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腹地燃起了火苗，而这把火竟是由肖力亲手点燃，又有谁敢前来扑灭这股“革命之火”呢？

正当这个"星星之火"，即将酿成燎原之势，出现一张大字报，扭转了火势蔓延。这是大字报作者始料不及的。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是响应肖力的号召，向办公室负责人开炮，并把肖力小字报批评的现象，提高到阶级斗争高度。大字报说，钓鱼台并不平静，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内同样有阶级斗争，不要以为钓鱼台的人都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要忘记，“文革”前住在钓鱼台的写作班子，理论家如姚×、范××、许××这些不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吗？大字报号召办公室工作人员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大字报最后说：“在以陶铸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

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是胡、雷。两位都是1964年大学毕业后，参加了一年多"四清"，文化革命开始后调到中央文革办公室的，他们毕业后分别分配到《红旗》杂志和马列主义研究院，还没有来得及做业务工作，是地地道道的“三门”干部。他们的这张大字报是上纲最高、措辞最尖锐的一张。许多工作人员担心，在中央文革内部将要像社会一样搞起运动。然而工作人员大都忽略了“以陶铸同志为首”的提法。

在钓鱼台十六楼在一两天内贴出有数的几张大字报。出现了胡、雷的大字报后，小组成员出来说话了，时任办公室主任的王力出面宣布：在我们中央文革内部，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家对工作有什么意见，可以找小组成员反映，也可以写书面意见交给小组的领导。中央文革办公室需要正常办公，不能把这里也搞乱了。

1967年，李讷（前中）、李作鹏（前右）、董其采（前左）在海军大院

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关心大字报的内容。他们议论起小胡等大字报中的“以陶铸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提法。陶铸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因受江青的排挤，已很少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怎么成了陶铸为首了？陈伯达的秘书也责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竟然不知道小组的领导是谁？真是怪事！"

由此大字报而引到小胡其人的议论。许多小组成员不了解小胡到底是负什么责任的？因为小组成员中，除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外，小胡都以他个人名义批过文件给他们，胡批说：“请某某处理”等，小组成员还说，《文化革命简报》这样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刊物，也经由他批发。小组成员认为胡光明是中央文革办公室的"中转站"。提出是谁设立的“中转站”？需要这样的"中转站"吗？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撤销这个"中转站"。并认为小胡不适于在钓鱼台工作，调出去。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小胡为什么写“以陶铸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这是因为陶铸是中央任命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排名在顾问康生前，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又排名在陈伯达之前，所以他就这样写了。小胡原是戚本禹把他调到中央文革来的。可能考虑到小胡年轻，戚本禹从中做些解释和保护，"文革"小组没有继续追究他，把他调到花园村办信组工作，从而平息了这场由大字报引起的风波。

就中转站的问题，设“中转站"和办公室领导无关。我向有关小组成员作了交代和解释，并承担了责任。开始时，小胡在办公室值班室干些接电话、跑腿的事，参加值班室值夜班。是把他当成骨干来使用的，在众多大学生中，他工作积极肯干，主动负责，能够完成交给他的任务。1966年9月以后，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又恢复了穆欣的小组成员活动，但他没有时间管办公室的那么多事，《文化革命简报》审稿权力下放到记者站，记者站负责人为了慎重，还是把《文化革命简报》清样送办公室，请穆欣看。穆欣没时间，就把这个差事交给我，让我看，发现重大问题，再找他商量。

我看了几期，因值班室的杂事太多，实在坐不下来看稿子。于是我就想抽出一位同志摆脱杂事，集中精力专门处理这些文件和稿件，办公室值班室大部分人是机要秘书出身，不适于看稿子，小胡在办公室工作人员中文化程度较高，可以处理一些文件文书。我同他商量，把他调出值班室，专门处理文字文件方面的事，为了让他摆脱值班室的杂事，我把他安排到十六楼二楼空着的小会议室去办公。还嘱咐他：记者站送来的《文化革命简报》清样审稿，原来是送穆欣同志审的，他顾不过来，所以抽出你专门看稿子，以后各组送来的电话记录、电报、文件，你认为需要发简报或打印的，请示穆欣同志后再办。

小胡接手这项工作后，开始还同穆欣商量，时间长了，穆欣事情多，好多事情就自己做主处理了。他批给小组成员的信件、文件，可能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所谓的"中转站"就是这样形成的。

1970年，李讷随中央办公厅下放江西进贤“五七”干校

六. 肖力说我是“老好人”

大约1966年九月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开会，小组成员也都不在，在十六楼值班室的事也少了点，我们值班室的人有矫玉山、李奎林，还有一两个人，肖力也在场同我们聊天。不知什么原因，肖力把话锋转到了我身上。肖力盘问我从哪个学校毕业，都在什么单位工作过，家庭人口，妻子在哪儿工作，家庭成分，社会关系，一连串问题，我都如实地一一回答。我边回答边想：肖力怎么在众人面前审查我的出身、历史和社会关系。这时，李奎林半开玩笑地说："肖力怎么审查起我们老王的历史了？看老王都有些紧张了。”肖力这时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笑了笑说："老王，是个'老好人'。"

"老好人"这个词，按传统的理解，它的含义不是坏人，但也不算坚定革命派，是一种不坚持原则、谁都不得罪的那样的人，似乎是贬词。这个评价，出自肖力之口，当然有一定分量。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则是：脾气随和，待人厚道，不得罪人的人。这样理解也只能算中性词。后来当了江青秘书的阎长贵知道这件事后说，那可能是李讷为她妈挑秘书所做的工作；我觉得阎长贵说得有道理，可能是这么回事。

肖力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比较自由。她外出主要是跑北京的高等学校，同各高校的造反派头头接触。由于她的年龄、举止和装束仍然像个大学生，更便于了解情况。因此，她对北京高校的运动情况，各派的观点比较熟悉。

大约在1966年10月至11月，肖力突然不再到中央文革办公室来照面。11月一天，她回了钓鱼台，一身土气，短发扎着一根红头绳，穿了一身学生装，显得很疲惫。我对她说好久不见了。她告诉我，她同北京的几个同学一起到外地串联去了。

在中央文革办公室改为办事组前，肖力调到解放军报工作。调离中央文革时，戚本禹向我交代，肖力到解放军报后，还要回来看文件，凡是我们能看的都可以让她看。肖力刚到解放军报那一段，隔三岔五地还回来看文件，了解一些情况。后来在解放军报"造反"夺权后，回钓鱼台的次数就少了。不过肖力每次回来，碰见我还是打招呼的，有时也聊上几句。我当时对她印象不错，她说我"老好人"，我也不介意。

李讷与李敏

七. 肖力和谭厚兰“互不认识”

肖力调到解放军报后，她到钓鱼台的次数也少了，即便来一次也是来去匆匆。直到1967年“7·20”武汉事件后，7月25日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王力、谢富治从武汉凯旋归来。毛主席在外地，未参加大会，从林彪到所有未被打倒的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次是我到中央文革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是中办和中央文革小组拟定的名单，把我列入其中登上城楼工作的。

在上天安门城楼的人中，北京高等学校的五大领袖不必说了，北京市革委会各组成员和外地来京串联的著名造反派头头也有一部分登上天安门。在开会前，在天安门城楼上碰到了肖力，因为好久不见，我俩就随便聊起来。正在肖力同我聊的时候，北师大《井冈山公社》造反派头头谭厚兰突然出现在我俩的面前，谭厚兰面对我提出了一个我无法解决的难题。当谭厚兰跟我说话时，肖力还没离开，我小声问肖力你们不认识？我给你介绍一下。肖力摆摆手示意不必了，随后就离开了。

谭厚兰向我提出，现有一位外地造反派首领正居于北京，他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在此次登城楼的名单中，他的名字并未出现。鉴于他可能与谭厚兰属于同一派系，谭厚兰认为他理应登上天安门城楼。我向谭厚兰解释，外地红卫兵首领的登城楼名单并非由我们决定，我对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出于对职责的考量，我陪同谭厚兰前往城楼，找到了当时值勤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并向他传达了谭厚兰的请求。杨德中告知，今日登城楼的名单是由中办和中央文革办公室共同确定的。若需临时添加人员，必须得到汪东兴和戚本禹两位领导的批准，其他人无权做出此类决定。尽管如此，谭厚兰仍未放弃，他又转而向戚本禹提出了请求。

历经“文化大革命”一年有余的狂热浪潮，肖力与那位声名显赫的北师大造反派领袖谭厚兰竟彼此陌生，未曾交谈，见面时宛若路人，这不禁让我感到颇为奇异。至于这其中的缘由，彼时我未能揣摩透，时至今日，依然困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