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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毅品文团队毅叔，欢迎转发！
南亚，这片连接中东与东南亚的战略要地，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地缘政治变迁。长期以来，区域合作的旗舰——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的沉寂，为新的力量崛起和秩序重塑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中国，作为区域外的重要参与者，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通过经济倡议和多边合作，积极构建其在南亚的“朋友圈”，挑战着印度在该地区的传统主导地位。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力量对比变化，更是一场关于区域未来走向、发展模式选择和战略自主权争夺的复杂博弈。
SAARC的沉寂：区域合作的真空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自1985年成立以来，旨在促进成员国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然而，自2014年在加德满都举行峰会之后，SAARC再未能召开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级别的会议，陷入了长期的“休眠”状态。原定于2016年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的第19届峰会，因印度在乌里恐怖袭击后宣布退出而无限期搁置，随后孟加拉国、不丹和阿富汗也相继拒绝参加，这被普遍视为SAARC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
SAARC的这种停滞，不仅仅是组织层面的不活跃，它在南亚地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合作真空”。这种真空的出现，使得区域内国家在面对共同挑战时缺乏一个统一的、制度化的协调机制。例如，世界银行指出，南亚地区在应对贫困、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问题上仍面临严峻挑战，而SAARC的低效使得这些跨国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南亚地区也因此成为全球区域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区域之一，区域内贸易仅占其国际贸易总额的5-7%。
这种合作真空的深层原因在于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长期敌对。2016年乌里恐袭事件后，印度指责巴基斯坦参与其中，并以此为由退出SAARC峰会。巴基斯坦则试图在多边场合将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并争取其他成员国对印度的“围攻”。这种核心成员国之间的不和，使得SAARC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最终导致了组织的“制度性瘫痪”。这种失败表明，在存在核心地缘政治冲突的地区，仅靠建立区域组织难以实现真正的合作与一体化。这也促使印度转向次区域合作机制（如BIMSTEC、BBIN）和双边关系，以规避巴基斯坦的阻挠。
2016年乌里恐袭的阴影与印巴僵局
2016年9月18日，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乌里基地营发生恐怖袭击，造成18名印度士兵死亡。印度迅速指责巴基斯坦参与其中，并称此次袭击是巴基斯坦长期以来将恐怖主义作为对印政策工具的体现。作为回应，印度随即宣布无法参加原定在伊斯兰堡举行的SAARC峰会。这一举动引发了连锁反应，孟加拉国、不丹、阿富汗、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也相继退出，导致峰会最终取消。
乌里恐袭及其后续反应，彻底暴露了印巴长期僵局对SAARC的破坏性影响。巴基斯坦的“战略算计”在于通过支持非国家行为体来“削弱”印度，而印度则将反恐作为与巴基斯坦任何形式合作的“红线”。这种不对称的威胁认知和政策工具选择，使得两国关系长期处于低谷，并直接导致了SAARC的瘫痪。印度随后对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恐怖分子发射点进行了“外科手术式打击”，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
这种模式揭示了在存在非对称冲突和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地区，区域合作机制的脆弱性。它不仅阻碍了经济一体化，还加剧了不信任，使得任何旨在取代SAARC的新平台都必须首先解决这种核心的地缘政治冲突，否则也可能面临类似的命运。
区域合作的深层障碍：地缘政治与内部矛盾
SAARC的停滞并非单一事件，而是南亚复杂地缘政治和内部动态的综合结果。首先，印度作为区域主导力量，其“大哥哥”形象在邻国中引发了普遍的警惕和抵触。许多南亚国家认为印度干涉其内政，并试图建立不对称的贸易关系。例如，有报道指出，印度曾对孟加拉国施压签订不平衡的能源协议，并对中国研究船访问斯里兰卡表示反对，这些都加剧了邻国的不满情绪。
其次，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BRI）在南亚地区投入巨资，为许多缺乏资金的国家提供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机会，从而扩大了其影响力，并被视为印度之外的替代选择。这种“对冲”策略的出现，使得南亚国家能够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寻求平衡，直接削弱了印度在区域内的绝对影响力，并使得SAARC等以印度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机制难以有效运作。
再者，2024年，南亚多国经历了政治转型和内部动荡，如孟加拉国谢赫·哈西娜政府的垮台、斯里兰卡和尼泊尔的政党轮替，以及巴基斯坦持续的经济和安全挑战1。这些内部因素使得各国更难专注于区域合作，因为新政府可能改变外交政策，寻求新的外部支持。南亚正从印度单极主导的区域格局，转向中印竞争下的“多极化”或“双极化”趋势。这意味着未来的区域合作将更具挑战性，可能出现多个重叠或竞争的次区域机制，而非一个统一的南亚平台。
中国“南亚朋友圈”的扩张：新联盟的野心与挑战
在SAARC停滞不前的背景下，中国正积极寻求在南亚地区扩大其影响力，通过新的多边合作形式和“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其在南亚的“朋友圈”。
昆明会议：中巴孟合作的信号
2025年6月19日，中国、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在昆明举行了首次三边外长级会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孟加拉国代理外交秘书鲁胡尔·阿拉姆·西迪克和巴基斯坦外交部辅秘伊姆兰·艾哈迈德·西迪基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旨在加强三边合作，讨论的领域广泛，涵盖贸易、海事事务、水资源、气候变化、农业、人力资源、智库、健康、教育、文化和青年等多个方面。三方同意成立工作组以跟进和落实会议达成的共识，并强调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此次昆明会晤被一些分析人士视为中国在南亚地区扩大影响力的重要一步，特别是在SAARC停滞不前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新的多边平台推动区域互联互通、贸易和政治对话。它也是继中巴阿（阿富汗）三边对话后，中国在北京周边地区发起的第二次三边对话，显示出中国在印度“后院”培养友好国家的战略。这种策略表明，中国正在南亚地区积极推行一种“多边主义”策略，而非仅仅依靠双边关系。通过构建新的三边或多边平台，中国可以绕过印度的阻挠，直接与南亚国家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并推动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这意味着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从传统的双边对抗（中印、印巴）转向更复杂的“多边竞争”，即各国在不同框架下寻求合作，导致区域格局碎片化。中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制度化”其在南亚的影响力，并可能进一步边缘化SAARC。
尽管此次会晤引发了关于新联盟的猜测，但孟加拉国外交顾问穆罕默德·托希德·侯赛因（M Touhid Hossain）随即否认了任何新联盟的形成，称此次会议是“官方层面而非政治层面”，不含“任何联盟形成的要素”。他同时强调，达卡与新德里的关系正处于“再调整”阶段，孟方“不缺乏善意”。孟加拉国的否认，可能源于其对印度关系的“再调整”阶段，以及避免被卷入中印地缘政治竞争的考量。这种“战略模糊”既能从中国获得经济利益和发展机遇，又避免彻底激怒印度，维持其外交自主性。这种模糊性表明，即使有新的区域合作倡议，南亚国家在选择合作框架时仍会非常谨慎，权衡与各大国的关系。这预示着未来南亚地区将是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旧有秩序与新兴力量并存的复杂局面。
“一带一路”的触角：基础设施、贸易与战略布局
“一带一路”倡议（BRI）是中国在南亚扩大经济和战略影响力的核心工具。2024年，BRI的参与度达到历史最高，合同额达707亿美元，投资额约510亿美元，累计参与度自2013年以来已达1.175万亿美元。中国在2024年向87个BRI国家提供了融资和投资。
BRI在南亚的推进不仅仅是经济合作，它具有明显的战略意图。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如港口、公路、铁路）不仅促进了贸易和经济增长，也为自身提供了战略通道和军事投射能力。许多南亚国家面临基础设施缺口和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中国通过BRI提供了急需的资金和技术，从而获得了这些国家的青睐。然而，这种投资也伴随着潜在的债务风险和对中国影响力的担忧。BRI的扩张使得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对中国产生依赖，这可能削弱印度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并加剧区域内的地缘政治竞争。同时，BRI项目也可能成为地区冲突的潜在导火索，例如CPEC通过巴控克什米尔引发印度主权担忧。
中巴经济走廊（CPEC）的最新进展
中巴经济走廊（CPEC）是BRI的旗舰项目，不仅连接中国与印度洋，为中国提供替代马六甲海峡的贸易路线，也深化了中巴“全天候伙伴关系”。根据2024-25财年巴基斯坦经济调查报告，CPEC在交通基础设施和战略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已完成8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价值67亿美元，包括888公里高速公路和国道建设。瓜达尔港及其自由区也取得重大进展，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COPHCL）已投资超过5000万美元升级港口基础设施，并承诺总投资2.5亿美元。瓜达尔新国际机场已投入运营，提升了空中互联互通。
CPEC的未来计划包括主要线路-1（ML-1）铁路项目，目前仍在技术和财务咨询中，以及卡拉奇环城铁路框架协议已提交中方。CPEC的进展不仅是经济项目，更是中国在南亚地区构建战略深度的关键。它为中国提供了通往印度洋的陆路通道，降低了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然而，CPEC通过巴控克什米尔，这直接挑战了印度的领土主权。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全天候伙伴关系”以及CPEC的推进，加剧了中印之间的战略竞争。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支持和基础设施投资，使得印度认为中巴合作旨在“遏制”印度。CPEC的持续推进意味着中印在南亚地区的竞争将长期化和复杂化。它不仅是经济竞争，更是地缘战略和安全领域的较量，可能导致印度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并寻求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QUAD）加强合作以制衡中国。
孟加拉国：从“平衡术”到“亲华”转向？
孟加拉国长期以来在中印之间奉行“平衡术”，但2024年8月谢赫·哈西娜政府垮台后，穆罕默德·尤努斯领导的临时政府上台，其外交政策出现了显著转变。尤努斯首次出访选择中国而非印度，并获得北京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被中国驻达卡大使誉为“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访问”。尤努斯本人也宣布孟中关系进入“新阶段”。
尤努斯访华期间，孟加拉国获得中国21亿美元的投资、贷款和赠款，包括蒙格拉港4亿美元的现代化改造协议，以及对蒂斯塔河综合管理和恢复项目的更多参与。蒂斯塔河项目尤其敏感，因为印度与孟加拉国在该河水资源共享问题上谈判已停滞十余年。中国在孟加拉国战略性投资，尤其是在港口和水资源项目上的介入，直接触及印度的安全和地缘战略敏感区。此外，还有报道称中国可能在拉尔莫尼哈特地区建设机场，该地区靠近印度“鸡脖子”地带，引发印度加强军事部署。
孟加拉国对华债务已从2022年的40亿美元增至2025年的70亿美元，尤努斯寻求额外50亿美元软贷款可能使债务增至120亿美元。虽然中国承诺的400亿美元BRI投资仅落实了70.7亿美元，且项目面临延误和成本超支，但孟加拉国仍希望中国投资能振兴经济。孟加拉国新政府的“亲华”转向并非简单的“倒向”，而是其在寻求“战略自主”和经济复苏背景下的地缘政治再平衡。哈西娜政府的倒台和国内经济困境促使新政府寻找新的外部支持。印度长期以来对哈西娜政府的“不加批判的支持”以及其在水资源等问题上的不作为，导致孟加拉国对印度产生不满。中国则利用其经济实力和BRI，提供了孟加拉国急需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印度敏感的蒂斯塔河项目和蒙格拉港。孟加拉国的转向预示着南亚地区“对冲”策略的普遍化。各国不再完全依赖单一大国，而是根据自身利益在区域大国之间寻求平衡。这使得印度在南亚的影响力面临更大挑战，需要更灵活和务实的政策来维护其核心利益，并可能导致中印在孟加拉国的竞争加剧。
斯里兰卡与马尔代夫：债务陷阱的争议与战略支点
斯里兰卡：斯里兰卡于2022年5月首次外债违约，引发了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广泛讨论。然而，有分析指出，斯里兰卡的债务困境主要源于其自身财政管理不善、过度依赖西方主导的资本市场借贷（2016年75%外债来自私人金融机构），以及国内结构性问题，而非中国贷款。中国贷款在2016年仅占斯里兰卡政府外债的9%，且利率较低、期限较长。
汉班托塔港项目并非中国提出，而是斯里兰卡政府主动寻求融资。2017年，斯里兰卡将港口70%股权租赁给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公司99年，以换取11亿美元资金，用于偿还其他债务和增加外汇储备，而非中国“债务减免”。港口安全由斯里兰卡海军负责，无证据显示中国海军使用该港口。斯里兰卡案例揭示了“债务陷阱外交”叙事中的复杂性。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投资虽大，但其债务危机并非完全由中国造成。斯里兰卡仍需在中印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经济复苏。这种叙事战本身就是地缘政治竞争的一部分。西方和印度通过强调“债务陷阱”来削弱中国在南亚的吸引力，而中国则强调其投资的“互利共赢”性质。这使得南亚国家在接受外部投资时面临更大的舆论压力和地缘政治风险，需要更谨慎地平衡各方利益。
马尔代夫：中国通过BRI在马尔代夫进行了多项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包括2亿美元的中马友谊大桥，连接首都马累与胡鲁马累。马尔代夫约70%的总债务归因于中国项目，每年向中国支付9200万美元，约占其总预算的10%。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上任后，最初采取“印度撤军”立场，但面临经济挑战后，对印政策有所调整，寻求关系正常化。中国在马尔代夫的影响力（包括军事协议和科考船访问）引发印度担忧，被视为中国“珍珠链”战略的一部分。马尔代夫是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重要战略支点，其对华日益增长的经济依赖和军事合作，对印度构成直接安全威胁。马尔代夫的政策摇摆，反映了小国在大国竞争中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
尼泊尔：跨喜马拉雅互联互通网络的愿景
尼泊尔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伙伴，两国致力于建设“跨喜马拉雅多维互联互通网络”。旗舰项目包括中尼铁路的可行性研究，以及阿尼哥公路的升级改造和科达里边境口岸的修复。此外，还有托卡-恰哈雷隧道、希尔萨-西米科特公路等项目，旨在提升尼泊尔国内及与中国的互联互通。在能源合作方面，中尼两国在吉隆-拉苏瓦加迪-奇利姆220千伏跨境输电线路等项目上达成技术方案协议。
中国在尼泊尔的BRI项目，特别是铁路和公路建设，旨在将尼泊尔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这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更是对印度传统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渗透”。尼泊尔长期以来过度依赖印度，寻求多元化外部联系以增强战略自主性。中国利用其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资金，满足了尼泊尔的这一需求，从而提升了自身在尼泊尔的影响力。这种渗透改变了喜马拉雅地区的地缘政治平衡，迫使印度重新审视其对尼泊尔的政策，并可能加剧两国在边境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同时，尼泊尔的“对冲”策略也使其成为中印竞争的另一个焦点。
数据透视：中国与南亚贸易额的增长
中国在南亚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为中国在南亚推动新区域合作机制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动力。2024年，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额接近2000亿美元，在过去十年中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约为6.3%。中国连续多年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多个南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南亚贸易额的显著增长不仅仅是商业现象，它反映了中国经济实力在区域内的渗透。这种经济依赖使得南亚国家在外交决策上不得不考虑中国的立场。中国通过巨大的贸易量和投资，获得了对这些国家更大的议价能力和地缘政治筹码，使其能够更有效地推动其区域合作倡议。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使得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从纯粹的经济层面扩展到政治和战略层面。这进一步挑战了印度在区域内的传统主导地位，并可能促使印度采取更多经济措施来巩固其在邻国中的地位。
结论
南亚地区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SAARC的长期“休眠”并非偶然，而是印巴之间根深蒂固的冲突以及区域内对印度“大哥哥”形象普遍不满的必然结果。这种合作真空为中国提供了扩大其在南亚影响力的战略机遇。中国正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新的多边合作平台，如中巴孟三边会晤，来填补这一真空，重塑区域地缘政治格局。
南亚国家，如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尼泊尔，正日益采取“对冲”或“战略自主”策略，试图在印度和中国两大区域强国之间寻求平衡，以最大化自身利益。孟加拉国新政府的“亲华”转向，斯里兰卡“债务陷阱”叙事下的复杂现实，以及马尔代夫和尼泊尔对中国投资的日益依赖，都清晰地描绘了这种动态。这些国家不再完全依赖单一大国，而是根据自身经济和安全需求，灵活调整外交政策。
这种趋势意味着南亚正从印度单极主导的区域格局，转向中印竞争下的“多极化”或“双极化”趋势。未来的区域合作将更具挑战性，可能出现多个重叠或竞争的次区域机制，而非一个统一的南亚平台。对于印度而言，这要求其“邻里优先”政策必须进行深刻调整，以适应这种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印度需要更加务实地与邻国接触，提供可靠的援助（例如更多赠款而非贷款），解决长期存在的双边摩擦，并尊重邻国的战略自主性。同时，印度也需通过加强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四方安全对话”（QUAD）伙伴的合作，以及推动BIMSTEC等次区域机制，来有效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南亚的未来将是复杂而多变的，大国竞争与小国自主权的博弈将持续塑造该地区的战略版图。喜欢本文的朋友还请多多分享转发，大家有什么有趣见解，欢迎订阅本号并在下方留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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